张艺谋所心仪的黑泽明成功过。黑泽明的《乱》用了莎士比亚《李尔王》的人物和故事，但黑泽明只是借用了莎翁的老瓶子，装的是他自己精心酿造的新酒。而张艺谋从曹禺那里借来的，既是瓶子也是酒，只是换了包装和商标。虽然张艺谋在出道之初就学会了黑泽明的大色块，为缝制黄金甲还花重金请来黑泽明的服装师；但是，张艺谋能借来黑泽明的大色块和服装师，却借不来黑泽明的点石成金、脱胎换骨之术。大场面和大制作固然能带来票房，但是在投资与回报的轮回之中，电影的“主脑”丢失了，电影对人心的感动、对人生的关爱、对人性的探索也随之丢失了。
二
张艺谋是老导演，不会不深谙基本的戏曲理论。他上个世纪的作品，如《红高粱》、《菊豆》、《秋菊打官司》、《活着》等等，成功在有“主脑”，有“三个一”。比如《秋菊打官司》，从标题就可以看出3个“一”：一人，农妇秋菊；一事，打官司，讨说法；一意，底层人通过法律的手段讨回自己作为人的尊严。这3个“一”是互相依存密不可分的，尤其是“一人”、“一事”最为要紧，舍此，如何言说“一意”？当然，这还是在一个浅表的层面讨论问题。往深处说，《秋菊打官司》人物性格刻画的细腻和准确，故事讲述的层次感和起伏感，在张艺谋21世纪的大片中再难看到；而《秋菊打官司》对生活原生形态的出色传达，对社会变迁和时代脉动的敏锐把握，对底层民众和普通人命运的真诚关爱，在张艺谋后来的大制作中几乎荡然无存。
张艺谋凭借着前期作品的“主脑”（3个“一”），打动了千千万万普通中国观众的心，也打动了大大小小电影节的国外评委的心。张艺谋21世纪的电影，其导演策略发生了质的变化：由3个“一”走向了3件“大”。我们看《英雄》和《十面埋伏》，无论是皇廷、后宫还是沙场、林莽，无论是将士的呐喊还是舞女的弹唱，张艺谋都是在不遗余力地追求视觉和听觉意义上的“大”，而本该居于主脑位置的一人、一事、一思，只能居其次了。严格地说，张艺谋的大片已经没有了主脑，《十面埋伏》的“事”已是漏洞百出，《英雄》的“人”和“思”更是频遭诟病。仅仅过去两三年的时间，再来努力回忆这两部大片，除了《英雄》的黑色（大色块），《十面埋伏》的打斗（大场面），以及李连杰、刘德华、陈道明、章子怡这些大牌明星，我们还能记起什么？
张艺谋并不是不清楚这一致命的缺陷。其实，早在拍《千里走单骑》时，他就显露出要重觅“主脑”的意图。虽然这是一部为高仓健量身定做的作品，但影片中的其人其事其思，仍然有着张艺谋前期作品的某些痕迹。没有大的场面，也没有大块的色彩，只是想老老实实地讲一个父亲与儿子的故事。可是，叙述这种跨国界的故事不是张艺谋的长处；或者说白了，张艺谋本人并没有能力为他所崇敬的高仓健提供“一人”、“一事”、“一思”。他所擅长的是从既成的文学作品中借来“主脑”，像他的前期影片那样。没有了“主脑”，又不便于炫耀大场面和大色块，《千里走单骑》的失败就是意料之中的事了。
挑剔的观众在掏钱消费了张艺谋的大餐之后，却有“贾不本物”之怨；或者这样说，他花大钱制作的3件“大”，并不能够真正地打动观众。长此以往，他的观众或许会流失，他的票房纪录或许会下滑，好不容易打下的天下、占领的市场会落入他人之手。张艺谋毕竟是“神乎技”的庖丁，面对电影市场这头怪牛，他真的是以神遇而不以目视，是官知止而神欲行了。他的技是什么？一方面，3件“大”不能丢，因为他不能没有投资；另一方面，他要重新找回3个“一”，要认认真真地“立主脑”， 因为他不能没有票房。于是，就有了《黄金甲》。但是，行走在市场和艺术两个领域的张艺谋，并不能挣脱施加在自己身上的咒语。
三
在中国电影界，这并非个别现象。比如陈凯歌，本来是一个擅长讲故事和刻画人物的导演，他的《霸王别姬》，故事讲得回肠荡气，人物写得惊心动魄，对人性、友谊、爱情的演绎更是淋漓尽致。不幸走上3件“大”的套路之后，就有了《无极》这一大败笔。《无极》的“大”，远胜过《英雄》和《十面埋伏》：大明星是跨国界的，大色块是超音速的，大场面是超时空的。《无极》也不是没有3个“一”，片名就是它的“一意”，无欢和馒头分别是它的“一人”、“一事”。只是它的“意”太泛太虚以至成为毫无内涵的无极叙事，它的人和事也太假太空以至于成为笑柄。再比如冯小刚，是一个更会讲故事更会刻画人物的导演，可是，等到他模仿张艺谋和陈凯歌而终于拍出一部《夜宴》时，他的“大”就令观众哭笑不得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