拯救的途径何在（“重整乾坤”如何可能）？这是哈姆莱特的“延宕”的第二个原因。“复仇”既可诅咒又更可怜，它是与“爱”失散之后寂寞生命临终的颤抖和哀号。而拯救失爱的生命，重整被暴力仇杀“颠倒混乱的世界”的秩序，进路只能是：灵魂与爱对话，回归“爱”的秩序。爱是人类最伟大的发现，爱是对于人类的最伟大的保护。确实，爱有时并不能保护生活中的我们免受伤害，但是爱能够保护人类的灵魂永远健康。爱，从不许诺利益；爱，只启示希望。爱无法阻挡屠刀，爱只能治愈灵魂。爱通过把希望启示为生生不息的爱本身而成为不朽的生命的秩序。在《哈姆莱特》中，哈姆莱特在明确事情的真相后，他说：“我是要去祈祷去的。”［2］当哈姆莱特见到自己的叔父在向上帝祈祷，请求上帝宽恕他杀人的罪行时，他本有机会手起刀落，为父雪仇，他却没有出手。莎士比亚用哈姆莱特担心克劳狄斯因此得到拯救隐喻了一条极其重要的社会秩序的底线：正义缺席之下杀戮只是暴行，未经审判定罪之人无辜。而哈姆莱特等待的恰是公正的证明，爱的证明。正如哈姆莱特对同时代的人所说的那样：“天地之间有许多事情，是你们的哲学里所没有梦想到的。”回归“爱”的秩序不正是快意恩仇的暴力世界所没有梦想到的吗？
“用撒旦不能赶跑撒旦”， 人类理想的和平生活绝不可能通过暴力的方式达到。“收刀入鞘是否可能”和“重整乾坤如何可能”是莎士比亚的《哈姆莱特》向世界和未来展示的最关键也最严峻的困惑。在哈姆莱特“延宕”的一刹那，人类大大地进步了。
二
在爱的力量的发现之外，哈姆莱特更深刻地提问道：当人意图秉持爱和正义去行动，完成“上天的意思”［3］时，人自身能否胜任？而且，他意外地发现：人类发现了爱的力量，但是人类却离爱何等遥远。对爱的维护和固守并不是人类的天性，而是人类必须艰难
学习的一个终极目标，是人类必须从动物性的暴力敌对状态中蜕变而出、羽化高飞后才能够追求得到的一个最美丽、最灿烂的目标。爱和美的力量固然最伟大，但想要获得这种力量，人类不是天生就能够的，且毋宁说：人类天生就不能够。这就是莎士比亚所发现的《哈姆莱特》背后的人性世界。
然而，“延宕”的哈姆莱特既不同于古希腊骄傲的俄狄浦斯，也不同于文艺复兴时期微笑的蒙娜丽莎。文艺复兴运动催生了“人”的意识的觉醒，但直到其晚期，莎士比亚才突然发现：人，其实并不伟大；人，恰恰离爱最远。从但丁到莎士比亚，“人是谁”的问题逐渐转向了“我是谁”的问题。“命运”本身已不再神秘，神秘的是担当“命运”如何可能。接受或逃避命运的古希腊“命运剧”自此让渡给如何面对、怎样担当命运的“性格剧”。哈姆莱特开始问：我是谁？我能否担当“重整乾坤”的使命？而莎士比亚的引人瞩目的发现也恰恰在于：“我”不是上帝，本然之我担当不了“替天行道”的重任。 而根本上促成这一重大发现的是哈姆莱特与“边缘情境”②的意外相遇。当人们突然面临生命的重大变故，常态的对话关系突然断裂，习以为常的一切随之崩塌，此时，人将有可能回到自我，洞察久被遮蔽的生命真相。
哈姆莱特进入“边缘情境”，始于“君主的薨逝”。伴随着父亲的死亡，随之而来的是克劳狄斯的篡位、母亲的改嫁、奥菲莉娅的背叛、朋友的离弃、百官的疏远……不再是陛下，不再是儿子，不再是情人，不再是朋友。亲情、爱情、友情，这一切竟然都如此不可靠。哈姆莱特这时才发现：所有人带给他的都是仇恨和冷漠，而不是爱。文艺复兴所带来的人文精神突然破产了，人类竟然离爱最远，却深陷仇恨的沼泽而浑然不觉。哈姆莱特第一次以“人”的眼睛而不是借助于上帝的眼睛看到了世界的荒诞。于是，复仇的剑转而被改造成探索人性世界的利器，直刺向人类自身的罪性。他一再问奥菲莉娅：“你贞洁吗？”“你美丽吗？”［4］
其实哈姆莱特也是在问自己。“我”有“那些过失”，“罪恶是那么多”，“我们都是十足的坏人，一个也不要相信我们”。［5］由此，哈姆莱特的感叹也就不难理解了：“这是一个颠倒混乱的时代，唉，倒楣的我却要负起重建乾坤的责任！” ［6］在人性的欠然与罪性面前，人何以担当起本属于上帝的责任？“我”是谁？终其结论，“我”，只是无意义的存在；“我”，即是人性的虚无。“我”是“泥土塑成的生命” ［7］，而且，“这一个泥土塑成的生命算得了什么？”哈姆莱特说：“我把我的生命看得不值一枚针。”［8］本然之我是虚无的、无意义的，而根本不是与神同性、与爱一体的。于是，哈姆莱特发出了那千古一问：“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 ［9］
来学习网为您提供关于“我的爱永没有改变”——从《哈姆莱特》看《夜宴》 第3页的2009年最新总结、毕业论文、范文、作文等免费文章。本站一切文章均来自会员投稿，原作者享有著作权，本站享用使用权，如需转载，请保留出处(来学习网www.laixx.com)。本站文章仅代表作者本人的观点，与本站立场无关，本站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