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七世纪六十年代唐与朝鲜半岛诸势力的交涉中,刘仁轨、刘仁愿无疑是两个举足轻重的人物,两人秉承唐朝廷的旨意,在百济故土奋战数年,为稳定新罗、百济关系,最终灭亡高句丽作了大量的工作。刘仁轨从朝鲜半岛返回后,获唐高宗、武则天的信赖,曾执掌朝政,又几度往返朝鲜半岛,建立功勋；其死后得陪葬乾陵,极尽哀荣。《新唐书》、《旧唐书》皆有刘仁轨传记(其子刘浚亦得陪葬乾陵,墓志铭也已发表[①]),历代学者对其褒誉不断,今人的研究论文亦时有刊出[②]。相反,刘仁愿其人的结局则相对令人婉惜，《新唐书》、《旧唐书》未为其立传,其事迹也只能从《新唐书》、《旧唐书》刘仁轨传及另外一些零星记载中窥知,对其专题研究及相关论著似未见刊出。显然,这对更深入的探讨此一时期唐与朝鲜半岛三国关系不能说不是一种遗憾。鉴于此,本稿即利用现存金石资料及相关记载,对刘仁愿的出身及在百济诸活动,以及《新唐书》、《旧唐书》刘仁轨传记中人为拔高刘仁轨,混淆两人的事迹提出质疑,并对刘仁愿的其它事迹进行相应考述,以期对此一时期唐与新罗、百济关系研究有所增益。
一、刘仁愿及《刘仁愿纪功碑》
1.关于刘仁愿纪功碑
如上所述,《新唐书》、《旧唐书》没有为刘仁愿立传,其事迹只有从《新唐书》、《旧唐书》刘仁轨传中得其端倪。虽则如此,对于刘仁愿的出身,赴百济前的事迹,《新唐书》、《旧唐书》刘仁轨传亦缺少记载,故据此传记无从知道。然而,现存韩国忠清南道扶余市国立扶余博物馆院内的《刘仁愿纪功碑》(以下简称纪功碑),某种程度上弥补了这种缺陷。此碑原立于扶余市境原百济都城泗沘城王宫遗址所在地扶苏山城内；20世纪初，日本人控制的朝鲜总督府曾对当时朝鲜境内的文物古迹,进行了全面的调査统计,并将重要的古迹拍照,编成《朝鲜古迹图录》一书。该书第二册即收录了当时纪功碑身首异处、弃置荒山旷野的图片。值得庆幸的是,现韩国扶余市文物当局已将纪功碑接合维修,并移至该博物馆大院,设置围栏、碑亭加以保护,此不仅有利于开发当地的旅游产业,也为学者研究这段历史保存了形象的实物资料。据研究者调査考订,纪功碑碑高237.9㎝,厚30.9㎝,宽133.3㎝。 螭首高113.6㎝。碑文字径2.42㎝,楷书。题额字径6㎝,篆书阳刻,无撰刻者姓名。全碑共有34行,每行69字；现第20行内文字可以判读,第21行有18字能够判读,第22行以后的绝大部分文字不能够判读[③]。因此碑远在海外,长期以来,中国历代学者多未闻知,故现存《新唐书》、《旧唐书》、《资治通鉴》、《册府元龟》诸史书均未有提及或征引。韩国现存最古的史书,高丽时代人金富轼主持编纂的《三国史记》一书也不知何故,未见提及？同时,清代嘉庆中叶之前历代的金石集录,唐文总集类书籍亦未见任何著录[④],故长期以来不为研究者所知。
根据清人潘祖荫考证,以及目前学界通行的看法,《纪功碑》作成于663年百济复兴军灭亡之后[⑤]。朝鲜宣祖(1568～1608)之孙李俣编著的《大东金石目》书中,认为碑文是刘仁愿自书,但不知道其依据是什么[⑥]。当然这种可能也不是没有,因为刘氏贞观年间作过弘文馆学生,而弘文馆学生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练习书法；招收学生的标准也是“有性爱学书，及有书性者,听于馆内学书。”[⑦]当时书法名家亦常常亲临指点。可以认定,刘仁愿可能对书法有兴趣,也曾有过书法专门训练的经历,故书法水准当不会低。另外,笔者以为,纪功碑文极可能是出自刘仁轨之手,刘仁轨当时担任熊津道行军长史,检校带方州刺史,他有此能力,又深知刘仁愿的家族史,以及此前的经历,与百济复兴军战斗期间的具体情况,况且,事实上刘仁轨又是刘仁愿的部下,此时其亦非像以后那样大红大紫,故他撰写纪功碑文的可能性最大。
如上所述，朝鲜宣祖之孙李俣,在其所编《大东金石目》书中,首次录有纪功碑文拓片(少许)及简单的批注。清嘉庆十九年(1814)编竟刊行的《全唐文》1000卷,其中卷990阙名31收录了此碑。嘉庆、道光年间金石名家刘喜海(字燕庭)撰有《海东金石存考》一卷,该书对纪功碑有简单的考证；光绪年间始刊行同氏所辑《海东金石苑》一书,其卷1录有该碑,并附有刘氏所写跋文[⑧]。此后,朝鲜总督府编辑的《朝鲜金石总览》上册,《韩国金石全文(古代)》,《百济史料集》,《译注 韩国古代金石文》等书中均予收录。日人葛诚末治《朝鲜金石考》、《朝鲜金石文》两书,以及胡口靖夫《鬼室福信和刘仁愿纪功碑》[⑨]文中均专有论考,只是论述的重点并非刘仁愿本人。纪功碑前半部分依据拓本还可以辨认,后半部分则受损严重,难以辨认。这样,其前半部分,就成为学者研究刘仁愿赴百济之前事迹的最权威资料,弥足珍贵。下面即依据此碑文,并结合其它的零星记载,对刘仁愿其人的早期事迹作一考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