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仁愿被流放姚州之后,有关刘氏的任何蛛丝马迹即不见史载[49]。关于刘氏的流放地姚州,据刘统氏研究,唐武德四年(621)安抚大使李英置为羁縻州,后唐人王仁求开拓姚州,自置20余羁縻州,上报武陵县主簿石子仁,石子仁于龙朔年间上疏唐高宗,请设置姚州都督府,麟德年间唐朝廷下诏设置姚州都督府[50]。但是,这里远离唐王朝的中心地,此前担当都督府长史的李孝让、辛文协诸人均被当地少数民族豪酋杀害,以致于武周后期著名官僚张柬之上疏,请求罢黜姚州都督府建制[51]。刘仁愿被流放姚州,不但要渡过茫茫大海,随后又要经过漫长的陆路旅程,才能到达流放地姚州。他的最终行迹,因没有任何史料可资佐证,难作进一步探讨,故在此从略。
结论
综上所述，笔者通过对刘仁愿生平事迹，特别是在百济的一系列活动的论考，希望对这一时期唐朝与新罗的交涉，唐朝廷内部权力斗争对半岛政策的影响，以及刘仁愿其人的真实面目作出公允全面地认识。首先，依据现存的《刘仁愿纪功碑》，考察刘仁愿的出身，赴百济之前的经历等。其次，经过综合考察，笔者认为，唐百济留守军的最高领导人是刘仁愿，而非刘仁轨，指出《新唐书》、《旧唐书》刘仁轨传记载之谬误。而刘仁愿与刘仁轨的争执和矛盾，是唐朝内部各种势力斗争的反映和延续。第三，针对所谓唐朝主持的新罗与百济第一次会盟，认为作为唐朝敕使的刘仁愿当时不可能在百济，主持会盟的可能是其他人，也可能这次会盟根本就没有举行。第四，对于历来无人问津的《刘仁愿等题名》，文中也进行了探讨，得出刘仁愿也曾前往泰山参加唐高宗的封禅仪式，但可能因其它原因而错过时间，进而促成刘仁愿以“题名”的方式证明自己的存在。刘仁愿的结局，是罗唐同盟后期两者微妙关系的产物，反映了七世纪六十年代唐朝廷内政外略的起伏艰涩，唐与朝鲜半岛交涉的复杂多变历程。
[①] 黄永年《读刘浚墓志考释》,《历史论丛》3辑,1983；廖彩樑,《乾陵稽古》,黄山书社,1988年版。
[②](日)泷川政次郞,《刘仁轨传(中)》,《古代文化》36卷9号,1984年。
[③] 文中所引《刘仁愿纪功碑》均见(韩)许兴植编,《韩国金石全文》(古代),亚细亚出版社,1984年,第65～71页；并参韩国古代社会研究所编,《译注韩国古代金石文》,第477页。
[④] 清嘉庆十年(1805)刊印的王昶所编《金石萃编》一书中未见收录。
[⑤] 参(日)葛城末治《朝鲜金石文》第37页。
[⑥] (韩)李俣《大东金石书》,汉城,亚细亚文化社,1976年版。
[⑦] 《大唐六典》卷8《门下省·弘文馆》。
[⑧] 见吴兴刘氏希古楼刊，刘喜海编《海东金石苑》。跋文云:“右碑在朝鲜忠清南道扶余县。无年月,书撰人姓名亦无考。《扶余县志》:县北三里有刘仁愿纪功碑,即此碑也。”《石刻史料新编》(地方类23), 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4年版。关于《海东金石苑》一书的由来及刊刻流传,参黄建国《中朝金石交流史上的奇迹--‘海东金石苑’成书及佚而复得的经过》(杭州大),《韩国研究》总第2辑,1994；该书的定稿本问题,可参(韩)朴现圭,《上海图书馆藏清刘喜海的定稿本‘海东金石苑’》,《书志学研究》总第21辑,2001。
[⑨] (日本)《古代文化》31卷2号。
[⑩] (唐)李吉甫,《元和姓纂》卷5,台北,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1]文中所引未注出处者,均见上引刘仁愿纪功碑。
[12] 关于苏定方事迹，参拙作《苏定方事迹考疑试论稿》，（韩）《中国史研究》总第9辑2000年。
[13] 现存的《大周故持节嶲州都督陆府君(仁俭)墓志铭并序》文中载有：“……显庆五年, 神丘道大总管苏定方地均卫霍,术妙孙吴, 引公为入。公有纵横之算,扫除秽貊,我有九鸟(岛)……”；《唐故左武卫将军上柱国张掖郡公冯府君(师训)碑并序》亦载有:“显庆四(五)年,鸡林道大总管苏定方受制专征,聊申薄伐,知公英略冠众，奏请同征, 挫敌摧凶,果无与匹……”；《大周故唐州司马上柱国严府君墓志铭并序》云:“大将军邢国公钦其峻格,屈与相见,眉睫纔偶,便定旌旆之交。及有事辽东,定方之为总管,乃引君同行,以立功为事……”。另外,其它墓志铭中亦有当时英国公李勣,乐城公刘仁轨奏请、荐引将领随军之事例。看来,唐初每次出征前,有名将荐引、奏请随军将领的成例。刘仁愿是他人荐引,还是苏定方亲自选定？现不得而知,但从苏定方曾与刘仁愿共同出征的经历考察,笔者以为后一种可能性较大。上引墓志铭均见《唐代墓志汇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