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2年芬兰、俄国分别出版了两国考古队所拍摄的碑文图录。法文芬兰本题做《1890年芬兰考古队所集鄂尔浑碑文》（Inscriptions de l’Orkhon recueillies par l’expedition finnoise 1890 , et publiees par la Societe Finno-Ougrienne. Helsingfors , 1892）。德文俄国本题作《蒙古古物图录》（Atlas der Alterthuemer der Mongolei , St. Petersburg ,1892）。这就给各国学者进一步研究这种不知名的文字提供了可靠的丰富材料。其中尤以芬兰刊布的本子科学价值较高。
这以后，在新发现材料的基础上，俄国拉德洛夫和丹麦著名语言学家汤姆森（V. Thomsen ）二人同时在积极从事碑文文字的解读工作。
1893年12月15日汤姆森在丹麦皇家科学院会议上报告了他胜利解读古代突厥文的经过。该报告的发文本题作《鄂尔浑和叶尼塞碑文的解读——初步成果》（Dechiffrement des inscriptions de l’Orkhon et de l’Ienissei. Notice preliminaire）于1894年在哥本哈根正式出版。
“谜”终于被解开了。原来这些碑文既不属于匈奴人，更不属于什么古代芬兰人，而是属于曾建立强大突厥汗国的古代突厥人。语言是古代突厥语。内容是记述突厥可汗或其王子、大臣的生平事迹和武功。
在汤姆森氏解读这种文字之前，人们已从《阙特勤碑》、《毗伽可汗碑》（该二碑都同时刻有汉文）的汉文部分中知道碑铭是属于突厥汗国，语言应为突厥语。《阙特勤碑》并明确写出建碑年代——大唐开元二年（公元732年）。这些都大大方便了古代突厥文的解读工作。
首先，汤氏根据这种文字的符号多达38个这一点，认为它不是一般的音素文字（即字母文字），而是音节文字或者至少其中一部分在不同的条件下，同样的语音用不同的符号表示。其次汤氏根据突厥语元音和谐律这一特点，确定了表示8个元音的四个元音符号。
在解读辅音符号的音值方面，经过深入、仔细的研究，他发现这种文字中的8个辅音，因和其拼写的元音不同（即前元音或后元音）而用8对符号表示。这一发现对解读整个文字系统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之后，他根据汉文“阙特勤”的古音k’iwat-te(k)-gin 正确解读了kUl tigin “阙特勤”一名，然后又解读了tängri“上天”一词。在该二字的基础上，他又解读了碑文中常见的 tUrk“突厥”一词。到此，文字的解读工作已基本完成。
汤木森为丹麦著名语言学家，1842年1月25日生于Randers村。1859年依照他父亲的愿望进入哥本哈根大学神学院
学习，之后转入语文学院。大学期间主修古典语言和北欧（Nordik）比较语言学。除欧洲主要语言外，他尚通晓梵文、阿拉伯文、俄文、芬兰文、匈牙利文等。1869年以《日耳曼语对芬兰-拉普语的影响》获博士学位。1871年任哥本哈根大学语言学付教授，1875年任教授。1877年出版题为《古代俄罗斯和斯坎地那维亚的关系和俄罗斯国家的起源》一书。1890年发表了《芬兰语和波罗的海语（拉脱维亚立陶宛语）的接触——语言史方面的研究》巨著。他对印度系语言也做过研究。他的名著《（欧洲）语言学史Sprogvidenskabens historie》至今尚未失去其价值。他一生最辉煌的业绩是对古代突厥文碑铭和写本的研究。另外他在1916年发表了重要长文《突厥学研究Turcica》（载MSFOu XXXVII , 1916 , 1-107 p.），为对蒙古和叶尼塞突厥碑铭中一些难点做了新的考释。他的另一篇
论文《论叶尼塞碑文中一不认识的字母Une letter meconnue des inscriptions de l’Ienissei》（JSFOu XXX , 4 , 1913-1918 ,1-9 p.）改正了拉德罗夫错读为b的e字母。这里顺便还要提到1897年他在第11届国际东方学大会上宣读的的著名法文论文《试论回鹘语的辅音系统》（Sur le systeme des consonnes dans la langue ouigoure）(Keleti Szemle II)。文中他令人信服地指明拉德罗夫对回鹘文辅音系统的观点是错误的。他对阙特勤碑、毗伽可汗碑和暾欲谷碑三大碑文的最新丹麦文译文由德国学者H.H. Schaeder译成德文，发表在德国东方学会刊上（ZDMG LXXVIII, N.F. III ,1924-1925 ,121-175）。汤木森的主要论文收集在他四卷名为《论文集》（Samlede Afhandlinger 1-4）（1919-1931）中。他的70寿辰纪念论文集《Festschrift Vilhelm Thomsen zur … 1912》对突厥学来说也很重要。最大的遗憾是：他生前和他的学生Kurt Wulff一起准备的《突厥文碑铭总汇》因后者的死去未能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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