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突厥文碑文研究方面另一位大师就是拉德罗夫(Wilhelm Radloff)（1837-1918）院士。拉氏1837年生于柏林，其父为警官。他在柏林完成小学、中学
教育后，毕业于柏林大学哲学系。1858年以题为《宗教对亚洲民族的影响》的学位
论文获德国耶那（Jena）大学博士学位。他为了研究北亚的语言，于同年来到俄国。1859年到西伯利亚阿尔泰地区Barnaul地方冶金学校任拉丁文和德文教员，同时开始
学习、研究当地的现代突厥语。他在阿尔泰地区共生活、工作了12年。1866-1907出版了他收集、记录的10卷本《突厥方言材料》（即所谓的Proben）和10卷德文、俄文译文。1872年调任喀山教育督察。1884年后到俄京圣彼得堡任职，任俄国科学院亚洲博物馆馆长。在此期间，先后出版《西伯利亚札记Aus Sibirien》、《北部突厥语比较语音学Phonetik der noerdlichen Tuerksprachen》、《库蛮语汇编Codex Comanicus》、《福乐智慧Das Kudat Bilik（维也纳本）》、《突厥方言词典Versuch eines Woerterbuchs der Tuerk-Dialecte》等突厥学专著。1889年雅德林采夫发现鄂尔浑碑文后，1891-1991年他全身心地投入古代突厥碑文的调查、解读和研究工作中。1894-1899年先后发表了5大册《蒙古古代突厥碑文研究Die alttuerkischen Inschriften der Mongolei ，St.-Petersburg》、《古代突厥语研究Alttuerkische Studien , I-VI》，从而对这一学科的开拓做出了巨大贡献。20世纪初开始，随同新疆大批回鹘文献的出土，他又把主要精力转入到对回鹘文写本的研究中去，并发表了这方面的一些重要文献。
拉氏在1893年12月4日写给汤氏的一封信中，已正确翻译了碑铭III（即哈拉巴喇哈逊碑）中正面的文字。这证明他至少已解读了大部分这种字母（参见Bulletin de l’Academie danoise pour 1893, Copenhague, 1894, p.294, note ）。拉德洛夫在获知汤氏的解读报告后，立即着手《阙特勤碑》、《毗伽可汗碑》全文的转写和翻译工作。1894年拉氏发表了该二碑的拉丁字母和斯拉夫字母的转写和德文译文，书名为上面已提到的《蒙古发现的古代突厥碑文》。拉氏取得的成绩虽大，但做得太匆忙。之后，又同样匆忙地出版了三个分册（1894-1895），书名同前：1. Lieferung : 为鄂尔浑碑文（阙特勤碑、毗伽可汗碑）的换写和转写、德文译文 ， 2. Lieferung :为上述二碑的词汇、索引和W. P. Wassilyev对阙特勤碑、毗伽可汗碑汉文部分的德文译文、苏京城（译音）的汉文录文，3. Lieferung [1895年出版]: 为对鄂尔浑碑文的补正、考释及对翁金碑、回鹘哈拉巴喇哈逊碑的研究（包括和对后者残余突厥文部分的研究和汉文部分的录文[苏京城]、德文译文[Wassilyev]）以及对叶尼塞河流域、南西伯利亚发现的诸小碑的研究等。1897年出版了该书的新编（Neue Folge），内容主要为古代突厥语语法概要及对碑文的补正及词汇。此外，尚有长达30页由W. Barthold撰写的《论古代突厥碑铭的历史意义》一文。1899年出版了同书第二编（Zweite Folge），其中页1-122为对暾欲谷碑文的研究，并收有夏德[F. Hirth]的《暾欲谷碑文跋》和巴氏的《古代突厥碑文与阿拉伯史料》二篇长文（拉德罗夫的这五册巨著1987年由德国Osnabrueck市的 Otto Zeller Verlag出版社重版（二卷本））。
1896年汤姆森刊布了阙、毗二碑的拉丁字母转写和法文译文，书后并附有语法附加字索引和帕克尔（E. H. Parker）关于《阙特勤碑》汉文部分的英文译文，书名题作《鄂尔浑碑文的解读》（Inscriptions de l’Orkhon Dechiffrees , Memoires de la Societe finno-Ougrienne , Helsigfors ,1896）。书中有对阙特勤碑和毗伽可汗碑的法文译文和研究，同时指出拉氏的一些错误。
这两位学者之间的竞争在某种意义上说是有好处的，但也给古突厥碑铭的研究带来了不利的东西：那就是他们权威性的结论带给这个领域研究中的某种教条主义。这方面成问题的是方法学占很大成分。直到今天科学界（尤其是那些不能直接读原文的历史学家）关于蒙古和叶尼塞古代突厥碑铭的知识仍完全建立在汤氏和拉氏著作的基础上。
在此以后又有一些重要突厥文碑铭的发现。1896-1897年卡拉乌尔（V. Kallaur）和海开勒在今吉尔吉斯坦共和国的塔拉斯（Talas）河流域发现了属于西突厥汗国的《塔拉斯碑》。1897年克莱门茨夫妇（D. A. 和E. Klements）在蒙古的土拉（Tula）河上游右岸与纳来哈（Nalaikha）驛站之间的巴音楚克图(Bain Tsokhto) 地方发现了另一著名的巨碑《暾欲谷碑》。1904-1908年阿德利亚诺夫（A. A. Adrianov）父子，1906-1909年葛兰瑙（J. G. Granoe ）， 1909年兰斯德（J. Ramsted t ），1912年阔特维奇（ W. Kotwicz ）等人又先后在不同地区发现了古代突厥文碑文。近几年在蒙古国又有所谓《雀林碑》（Choren）、《塞富莱碑》（Sevrey ）等碑文的发现。
来学习网为您提供关于古代突厥文碑铭的发现和解读研究 第3页的2009年最新总结、毕业论文、范文、作文等免费文章。本站一切文章均来自会员投稿，原作者享有著作权，本站享用使用权，如需转载，请保留出处(来学习网www.laixx.com)。本站文章仅代表作者本人的观点，与本站立场无关，本站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