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期间，以苏联学者在蒙古突厥碑文的调查、研究方面取得的成果最为显著，他们先后发现了51个古代突厥文和2个粟特文的刻石。这里首先要提到布古特碑的发现和研究：1956年在蒙古人民共和国Arhangai省Bugut地方一个属于突厥时期的墓葬附近发现一方碑铭。开始有人认为上面刻写的文字是回鹘文。后经克里亚施托尔内（S. G. Klyashtirny）和列夫谢茨（V. A. Livshits）研究，确定碑的三面刻写的是粟特文。为建于公元580年左右的纪念一突厥贵族的记功碑。碑文中提到四位突厥可汗的名字：Bumin , Muhn , Taspar , Niwar ,他们分别相当于汉文史籍中的土门可汗（552-553）、木杆可汗（553-572）、佗钵可汗（572-581）、尔伏可汗（581-587）。碑文中说到佗钵可汗“愿建一大的、新的佛教寺院（僧团）”[10]。根据汉文史料记载，当佗钵可汗在位时，佛教已传入突厥。当时有北齐（550-577）僧人惠琳被掠入突厥。他对佗钵可汗说，齐国的强大是因为皈依佛法的缘故，并向他宣讲了佛教的因果报应的教义。于是佗钵可汗信仰了佛教。从石碑的另一面刻有婆罗米文来看，碑文内容确实应与佛教有关，这一点是毫无疑义的。这一发现具有三点意义：一是早在6世纪下半期，突厥已信仰了佛教（尽管可能只限于上层统治阶级），二是粟特文的使用说明粟特人（既所谓“胡人”）在突厥汗国的影响，三是在第一突厥汗国时期，突厥人尚未有自己的文字。
1971年和1980年克里亚施托尔内用俄文发表了分别题作《（蒙古）东戈壁发现的如尼文碑文Runicheskaya nadpis’ iz vostochnoy gobi》（载匈牙利出版的《突厥学研究Studia Turcica》，布达佩斯，1971）和《雀林地方石刻上的古代突厥文Drevnetyurkskaya nadpis’ na kamennom izvayanii iz Choyrena》（载《东方国家和民族Strany i narody vostoka, vypusk ,22》）。1980年和1982年克里亚施托尔内分别用俄文（载《苏联突厥学报Sovetskaya Tyurkologiya》第3期）和英文（载匈牙利《东方学报Acta Orient.Hung. t. XXXVI》写成的
论文，研究刊布了属于回纥汗国磨延啜可汗的《塔里亚特Taryat碑》（或称《铁尔痕Terkhin碑》）。克氏又在1987年和1985年分别用俄文（载《中央亚细亚——新发现的文献和文物Tsentral’naya Aziya—novye pamyatniki pis’mennosti i iskusstva》和英文（载匈牙利同上刊，卷XXXIX）写成的论文，研究刊布了属于回纥汗国牟羽可汗的《铁兹Tez碑》。再有克氏和列夫谢茨合作研究刊布了用古代突厥问和粟特文写成的所谓《塞夫列Sevrey碑》等[11]。
这里我们还要顺便提到其他欧美学者的贡献：如英国克劳森爵士(Sir G. Clauson)关于《翁金碑》、《阙利啜碑》的研究， 美国（现已回土耳其）特肯(T. Tekin)的研究，法国突厥学会主席路易·巴赞(L. Bazin)教授的研究和法国前驻土耳其大使吉饶(R. Giraud先生对《暾欲谷碑》的研究，芬兰阿勒陶(P. Aalto)教授等人根据老一辈阿尔泰学家和突厥学家兰斯铁(G. Ramstedt)教授关于《暾欲谷碑》所留下的该碑照片和拓片所做的新研究，意大利邦巴西(A. Bombaci)、挪威浩夫道根(E. Hovdhaugen)，丹麦梅业尔(I. Meyer)夫人等人的研究贡献。
古代突厥碑文研究的第三阶段是从上一世纪九十年代开始的。这一活动主要由土耳其和日本学者进行的。土耳其方面由新成立的土耳其国际合作部（土文名字：Turk Ishbirligi ve Kalkinma Idaresi Bashkanligi ,简称TIKA , 英文名字Turkish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dminisration ，简称 TICA：）牵头与蒙古政府合作组织了土蒙联合考查队，对蒙古现存的古代突厥碑铭（特别是对突厥汗国时期的碑铭和文物进行了大规模的考查研究，已出版了大型图录若干种，如：《鄂尔浑Orhun—The Atlas of Historical Works in Mongolia ,1995 , Ankara》、《蒙古突厥文物Album of the Turkish Monuments in Mongolia ，2001 , Ankara》等[12]。
日本由文部省资助组织了为期三年（1996-1998）的专门考查研究蒙古现存遗迹和碑文的科研计划，考察队由突厥学家、粟特学家、蒙古学家组成。其主要成果集中反映在1999出版的《蒙古国现存遗迹碑文调查研究报告》一书中，书中包括对布古特碑、阙特勤碑、翁金碑、阙利啜碑、磨延啜碑、塔里亚特碑、铁兹碑、九姓回鹘可汗碑、塞福列碑以及蒙古时期的蒙汉文碑刻的研究报告。
目前世界研究古代突厥碑文的突厥学家正在酝酿出版古代突厥碑铭汇集的问题，但愿这一造福子孙后代的事业能早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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