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55个少数民族中有8个民族（维吾尔、哈萨克、柯尔克孜、乌孜别克、塔塔尔、撒拉、裕固、新疆阿尔泰地区的一部分蒙古族）说9种突厥语（维、哈、柯、乌、塔、撒、裕等语言以及土瓦语[阿尔泰地区一部分蒙古族说的语言]、黑龙江柯尔克孜语），在世界突厥语的种数上居第二位（仅次于俄国），理应在世界突厥学（包括古代突厥如尼学）占有一定的地位。所以最后我还想就如何
学习、研究古代突厥语文说说我的一些看法。对汉族同志来说，首先要掌握好一种现代突厥语（如维吾尔或哈萨克语等）（这里也包括对突厥比较语言学和突厥民族历史、文化的学习），然后再认真学好古代突厥语[13]。为了学好这些方面的知识，就要掌握几种外语：除国际流行的英文外，首先要学习德语；这是因为拉德罗夫（W. Radloff）、葛玛丽（A. von Gabain）、缪勒（F. W. K. Mueller）、邦格（W. Bang）、勒寇克( Le Coq)等著名突厥学家关于古代突厥语文研究的经典著作都是用德文写成的；加之这些年来德国柏林吐鲁番学研究中心在回鹘文献研究和刊布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形成了这样一种局面：关于古代突厥语文献方面的研究，百分之九十左右都是用德语写成的。由于前苏联和俄国长期在突厥语言学研究方面占据世界领先地位（因过去和现在其国内都有许多操突厥语的民族居住之故），加之又有一批像马洛夫（S. Malov）、克里亚施托尔内(S. Klyashtorny)、阔尔木辛( I. Kormushin)、古泽夫( V. Guzev)、瓦西里也夫(D. Vasil’ev)那样主要从事古代突厥语文献研究和像巴斯卡阔夫（N. A. Baskakov）、谢尔巴克( A. Shcherbak)那样的突厥语言学专家，所以俄文也是要掌握的。由于1893年首先解读鄂尔浑古代突厥文的丹麦学者汤木森（V. Thomsen ）的主要奠基性著作是用法文写成，加之法国也出现了像路易·巴赞（L. Bazin）、
哈米勒屯（J. Hamilton）、吉饶( R. Giraud)等优秀的古代突厥语文学家，所以法文也是要懂的。再有日本长期以来就有研究中亚、西域历史、文化的传统，加之近些年来又出现了如庄垣内正弘、梅村坦、小田寿典、森安孝夫、林俊雄、大泽孝、片山章雄等新一代突厥学家（老一代如羽田亨、小野川秀美、山田信夫、护雅夫等人的著作且不说），所以也要花费一些时间学习日文（至少能达到阅读专业书籍的水平）。近三、四十年来，土耳其（其语言属突厥语系）由于重视对古代突厥历史、文化、语文的研究，不仅许多欧美出版的重要的有关著作很快就有了土耳其语译本，而且本国学者也发表、出版了大量的专著，如Talat Tekin , O. Sertkaya等人的著作也是要阅读的。这里还要顺便提及近年来土耳其学者除继续进行传统的语文学（philologic）、历史学的研究外，也开始了对碑文的文章语言学（textlinguistic）方面的研究[14]。所以为了达到能达到阅读土文的水平，对土耳其语也要下些功夫。那种认为已学好维吾尔语或哈萨克语的人，不学土耳其语也能看懂土文的观点，只是想当然，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对中国的维吾尔、哈萨克族的民族青年同志来说，要想成为一名名副其实的古代突厥语文学家，还有要首先学好汉文，要能阅读汉文古籍。众所周知，关于古代突厥历史的材料主要保存在汉文史籍中。作为中国的突厥学家，我们理应要有这方面的优势。要做到这一点，不论对汉族抑或民族同志来说，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学术研究本身就没有捷径可走，它要求要有专心致志、锲而不舍的精神。所幸世界学术发展到今天，不论任何学科都已有了前人奠基性的著作。只要在前辈学者已为我们开创的道路上，勤于钻研，勇于开拓，未来的中国突厥学家定会有所成就的。最后，我衷心祝愿我国的突厥学研究繁荣昌盛！
碑铭最早的照片复制品为上面提到的芬兰考查队1888年1890年两次所摄，见于下列两种著作中：1）《芬兰考古学会搜集刊布的叶尼塞碑铭》（Inscription de l’Iénissei recueilles et publiéés par la Société Finlandaise d’Archeologie, Helsingfors,1889），对开本（in-folio），正文19页，32张复制图版，30页，一页字母目录，另外有8个碑的照片（I,VI,XII,XIV,XXI,
XXIV,XXVII,XXX ，相当于马洛夫的:1,4,16,17,28,31,34,37）。虽摄制较早，但照片质量很好。一般说比起拉德罗夫的重新描过的照片要可信得多。2）《芬兰考查队和芬兰-乌古利安学会搜集刊布的鄂尔碑铭》（Inscriptions de l’Orkhon recueillies par l’Expedition Finnoise 1890 et publiéés par la Société Finno-Ougrienne, Helsingfors, 1892 ），对开本，49页导言，Orkhon 碑 I, II,,III 的排字复制，22页字母组合的索引；外有这三个碑的66张图版。这些图版比拉氏描过的图版要可信得多。拉德罗夫的《蒙古古物图录》（Atlas der Altertümer der Mongolei, S.-P., 1892-1899 ），对开本，共118个图版。他的这个图录与其名字不符。除蒙古发现的碑铭（Orkhon I, II, III；Ongin；Ixe-Asxätä；Tonyuquq；Ixe-Xanuin-Nur）外，尚包括叶尼塞碑（相当于芬兰版的I,III, IV, V, VI, VII,VIII,XI,XVII-XXV,XXVIII,XXX；相当于马洛夫1952年版中的编号：1，3，4，9，10，12，14，20，24-32，35，37；此外马氏下列编号不见于芬兰版：5-8，11，13，15）。此外，尚有1893年克利门茨（Klementz）发现的Xoitu-Tamir碑的用毛笔摹制的本子的复制品。拉氏的图录尽管数量多，但遗憾的是其中一部分被拉氏重新描过，为的是“更清楚些”。除这三大集录外，尚有个别碑铭的照片发表在下列文章中：兰铁氏（G.J. Ramstedt）的《北蒙古发现的两个回鹘如尼文碑铭》（Zwei uigurische Runeninschriften in der Nord-Mongolei, Journal de la Société F.-O.,XXX,3,Helsinki,1913-1918, 63页）；外有Sudji 碑和Shine-Usu 碑的质量很好的照片。阔特维奇（W. Kotwicz）和萨莫依罗惟奇（A.N. Samoylovich）的《蒙古中部依赫-呼韶图发现的突厥碑铭》（La monument turc d’Ikhe-Khuchotu en Mongolie centrale, Rocznik Orientalistyczny, IV, Lwow, 1928）。这个碑的照片质量很好。多内尔（K. Donner）和莱塞宁（M. Räsänen）的《两个新发现的突厥如尼文碑铭（Zwei neue türkische Runeninschriften, J. de la Soc. F.-O.,XLV, Helsinki,1931），为在贝加尔湖 Olkhon 岛上发现的纺锤上的两个铭文的照片。中亚塔拉斯河谷发现的一些碑文（Inscriptions de la vallée du Talas）虽然十分有趣，可惜尚未以照片的形式刊布过。但很好的摹本（用毛笔）为海凯尔（H. J. Heikel）刊布：《中亚塔拉斯河谷发现的古物》（Altertümer aus dem Tale des Talas in Turkestan, Travaux Ethnographiques,VII, Helsinki, Soc. F.-Ou., 1918），其中图版XXII-XXIV 为这一组碑。在土耳其学者奥尔昆（H.N. Orkun）的书中可见到所有碑的复制件（除一些叶尼塞碑外）。另外，在1952年马洛夫出版的叶尼塞碑文中，除复制拉氏图录中的一些图片外，尚有下列名字的碑文照片：Uyuk-Tarlak（芬兰版之I ，马氏之Nr. I ），Begre（马氏之Nr. 11 ，铜板很好）， Oznazhennaya（芬兰版之XVIII，马氏之Nr. 25 ，都清楚可读 ），Oya（芬兰版之XX ，马氏之Nr. 27），Kemchik-Djirgak（马氏之Nr. 41 ，铜板很好），Abakan （马氏之Nr. 48），Tuva I, II, III（马氏之Nr. 49-51）。此外，1983年苏联D. D. Vasil’ev出版了名叫《叶尼塞河流域突厥如尼文文献汇编》（Korpus tyurkskikh runicheskikh pamyatnikov basseyna Eniseya）一书，书中收有一百多个短的碑文的释读和图板。最后，上面提到的兰氏、格氏及阿氏的著作中有敦欲谷碑及Shiweet-Ulaan 碑上许多质量很好的印记（tamgha）照片，以及Xoitu-Tamir 碑1909年格氏亲手摹写的照片，可补克来门茨的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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