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 收入皇汉医学丛书，陈存仁编校，上海中医学院出版社1993年版。
[16]《瘴气的文献研究》，载《中华医史杂志》1981年第1期。
[17]见樊有升、鲍虎欣《偃师出土颜真卿撰并书郭虚己墓志》，载《文物》2000年第10期。
[18]以笔者寡见，“金川都护府”似不见于传世文献，不过唐代有保宁都护府，该都护府是天宝八载（749）郭虚已、鲜于仲通破吐蕃摩弥等城后设置，此事与郭虚已墓志所述“金川都护府”设置过程吻合，而且管辖区域与“金川都护府”亦重叠，由此估计该都护府初设时名为“金川”，后改名“保宁”。关于保宁都护府问题，郭声波撰有《唐弱水西山羁縻州及保宁都护府考》（载《中国史研究》1999年第4期），他考证了保宁都护府设置时间和治所（史书记载保宁都护府治故洪州，郭声波认为“洪州”为“拱州”误），认为在今四川省马尔康县梭磨河，查《分省中国地图集》（中国地图出版社2002年版）第146页“四川省地形图”可知这里海拔至少在3000米以上。
[19]唐·李勣等著，尚志钧辑复，安徽科技出版社1981年版。
[20]明·李时珍著，中国书店出版社1988年版。
[21]《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下篇《外族盛衰之连环性及外患与内政之关系》，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126页。
[22]《册府元龟》卷449《将帅部·专杀》。
[23]据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第2卷《河陇碛西区》，台湾中研院史语所1985年版，第562页。
[24]《旧唐书》卷196上《吐蕃传上》。
[25]《从吐鲁番出土文书看唐高宗咸亨年间的西域政局》，载《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十八辑，2001年。
[26]《唐、吐蕃、大食政治关系史》第72页。
[27]《册府元龟》卷991《外臣部·备御四》。
[28]根据任乃强、曾文琼《〈吐蕃传〉地名考释（三）》，载《西藏研究》1983年第3期。
[29]同上。
[30]同上。
[31]一般来说，缓解高山（原）反应需要7—10天左右，而且是在静养的前提下。
[32]《旧唐书》卷83《薛仁贵传》。
[33]《通典》云会晤时间为万岁通天二年，《资治通鉴》系为元年。从《通鉴》。
[34]《新唐书》卷216上《吐蕃传上》作“乌海、黄河，关源阻奥，多疠毒，唐必不能入。”
[35]《旧唐书》卷83《薛仁贵传》。
[36]《旧唐书》卷196上《吐蕃传上》。
[37]《唐代交通图考》卷2《河陇碛西区》第533页。
[38]《册府元龟》卷991《外臣部·备御四》。
[39]《再论“河西九曲之地”》，载《国外藏学研究译文集》第十三辑，西藏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40]《唐代交通图考》卷2《河陇碛西区》第529页，陈著《唐蕃古道》（三秦出版社1989年版）第117～119页。
[41]《资治通鉴》卷215天宝元年（742）正月条。括号内今地名参照《唐代交通图考》。
[42]日·松田寿男《吐谷浑遣使考（下）》（周伟洲译，载《西北史地》1981年第3期）认为青海地区正好处在五个交通动脉的心脏部位。指北中国从渭水经河湟谷地西行的路线、从漠南到武威由南山南下路线、从鄯善折向东南行的路线、由拉萨等西藏中心部分渡金沙江北上路线、四川北行入青海的路线。
[43]《册府元龟》卷991《外臣部·备御四》。
[44]《旧唐书》卷109《黑齿常之传》。
[45]《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地理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2年版）第398页，另外，《分省中国地图集》第119页《青海省》亦云：“河湟谷地，黄河、湟水河谷，海拔约2000米，是省内最低处和重要农区。”介绍青海农业时说：“（青海省）耕地多在日月山以东地区。”从唐代到今天，河湟谷地的农业一直是青海农业的支柱，该地也成为青海相对最繁华富庶的地区。有关唐以前该地农业发展问题可参看周宏伟《秦汉时期河湟地区的农业开发》（载《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0年第2辑）。
[46]参看两唐书《吐蕃传》。
[47]《通典》卷172《州郡典二》。
[48]《资治通鉴》卷216天宝十二载（753）条。
[49]《旧唐书》卷196上《吐蕃传上》。
[50]《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地理卷》第7页“青藏高寒区”：“这个世界上面积最大、海拔最高、形成年代最新的高原，由于地势的极大隆起及其所产生的强烈热力、动力作用，形成为世界上中、低纬度内独特的大面积高寒环境。”第384页“青海气候”：“全省年均温为–5.0～8.6℃，1月均温–18.2～–7.0℃，7月5～21℃。”第524页“西藏气候”：“1～7月均温比同纬度的东部地区低15～20℃”。这些是现代数据，古代情况可能多少有所不同。关于古代气候问题，史学界多征引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载《考古学报》1972年第1期），竺可桢先生认为七世纪中期到十世纪，中国气候处于一个比较温暖的时期。但是近年来一些学者对此提出异议，例如满志敏先生《唐代气候冷暖分期及各期气候冷暖特征的研究》（载复旦大学历史地理所主编《历史地理》第八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对竺可桢先生所依据的一些材料提出异议，认为“以百年尺度而论，有唐一代300年中，气候冷暖可划分为二期，其中以八世纪中叶为转折点”，他认为唐朝前150年“气候冷暖的总体特征与现代相近”，并不特别温暖，后150年则转向寒冷。而牟重行先生《中国历史气候变迁与史实》则通过对竺文所用史料的分析以及现代物候学材料与古代物候记录的比较得出结论，认为“《五千年气候》论似深而失谨，体欲大而疏漏，显然，由此勾勒的中国5000年温度变化轮廓，大体是难以置信的”，他对竺文包括唐代气候在内的一系列结论提出质疑（牟文很长，分五部分刊载于《贵州气象》1992年1～5期）。与此相关的研究还有王乃昂《中西古代气候学的概念模式及其比较》（载《自然科学史研究》1998年第1期）、蓝勇《中国西南历史气候初步研究》（载《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3年第2辑）等。笔者认为，不论唐代是否处于一个相对温暖的时代，由于青藏高原特殊的海拔是其高寒气候形成的主因，因此高原与内地的温差无疑还是比较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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