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上所述，楚简《老子》“绝巧弃利”的“巧”与“利”不是指心智之巧利，也非指言辞之巧利。那么只有一种可能，就是指技艺之巧利了。老子所绝的“巧”是在工艺品上髹以文饰；老子所弃的“利”是指“刻雕众形”的刻镂之事。《文子·上义》引老子言：“工无淫巧，其事任而不扰，其器完而不饰。”可谓是对楚简《老子》“绝巧弃利”一句的最佳注解。楚国诗人屈原的《离骚》中说：“固时俗之工巧兮，偭规矩而改错； 背绳墨以追曲兮，竞周容以为度”。社会以“工巧”作为一种时尚，放弃规矩与绳墨等传统匠制工具，一味地追求各种新奇的技艺。楚简《老子》“绝巧弃利”就是要绝弃以崇尚工巧，一味“追曲”的“时俗”。
老子为什么提出“绝巧弃利”，反对雕镂文饰？这是因为老子认为，正是因为精巧手工制作出各种奇玩好物，使得人们将这些东西奇货可居，最终导致了盗贼的产生。楚简《老子》中两次提到盗贼，将“巧”“利”、“法物”与“盗贼”联系在一起。楚简《老子》：“法物滋彰，盗贼多有。”“法物”今本作“法令”，河上公注：“法，好也。珍好之物滋生彰著，则农事废，故盗贼多有也。”老子认为，“法物”是盗贼产生的原因。而“法物”又是从哪里来的？是由于手工工艺的进步，各种精巧的技艺制作出来的。老子认为，只有消除了各种技艺上的巧利，就不会制造出奇玩好物，也就没有盗贼产生了。
楚简《老子》说：“人多智，而奇物滋起。”这两句在今本《老子》中作“人多伎艺，而奇物滋起。”相比之下，今本作“人多伎艺”强于“人多智”。胡寄窗说：“老子把工艺技巧认定为社会祸乱的原因，他们要求废除工艺技巧，甚至认为盗贼之产生也是由于工艺技巧的关系”，[x]老子看到了社会中“盗贼多有”的不合理的现象，也积极探索解决的途径，但他在分析社会不合理现象产生的原因时却产生了偏差。他没有认识到引发盗贼的社会根源是社会财富的不足和贫富差距，而将原因归结为百姓的多“巧”与多“利”，沿着他的思路，最终能找到的解决社会问题的办法只能是绝弃工艺技巧了。由于老子对产生不合理社会现象的原因的分析出现了偏差，最终找到的解决问题的办法也是软弱无力的。
与道家反对工艺巧利相反，先秦显学儒、墨两家都不反对工艺巧利。孔子和孟子对于言辞的巧利与心智的巧利都是反对的，唯独对于工艺的巧利则没有明确表态。孔子没有言及工艺巧利，孟子虽言及，但没有从否定的意义上谈论巧利。“初期儒家并不根本反对工艺之事，只不赞成儒者从事工艺，甚至有时还承认工艺的重要作用。墨家之推重工艺自不必说。战国后期的儒法各学派，虽鄙视工艺，但尚肯定工艺之社会作用。只有道家才错误地把工艺看作是社会祸乱的根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