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事实远非如此。十月革命后的头二十年，尽管大部分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术语还在使用，苏联政权也依然自封为马列主义者，但是，伴随着经济和政治的变化，苏联的社会思潮和意识形态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原来的社会主义目标被抛弃，政权的实际目的，仅仅在于维持它的稳定和权威，在于建立一个民族国家。为了给刚稳定的秩序以及它所需的社会政策辩护，也为了给已落空的革命希望一个说法，斯大林政权对意识形态进行了一次彻底的修正。
1929年以前
俄国革命并非从刚生下来的第一天起就是一个板着脸孔的马列主义老太太。事实上直到１９２９年，苏联知识界还保持着相当的活力与自由。许多旧文人还能够继续他们的工作。知识界跟外部世界的联系还保留着。苏联的艺术和科学总体上跟世界的其他地方齐驾并驱。现代主义也跟国外一样，活跃在俄国的舞台上。在社会科学方面，党的信条尽管占据主导地位却并不僵化。在社会政策方面党继续宣扬革命理想，尽管在实践上调子已经降低了。党对俄国的文化落后性有了更敏锐的认识。
同时，在政治和经济方面的官僚主义在不断滋长。列宁在1922年就批评国家机构跟沙俄官僚机构没什么两样，只不过涂了一层苏维埃油彩。工人反对派受到批判，工人们对工厂的控制早在１９２１年就受到了责难，收入不平等现象在发展。人们努力保持革命理想，实行了以下一些措施：进步的教育，男女平等，反宗教运动，以及党的“最高定额”，即为党员所规定的最高收的限制等。
１９２９至１９３２年
1929年，斯大林击败了党内最后一个反对派后，确立了党的绝对的权威。在此基础上斯大林实行自上而下的革命，以完成如下目标：
（１）使社会的各个阶层，特别是农民和知识分子，在党的直接控制下联合起来；
（２）加速国家资本主义工业基础的发展；
（３）把政治上的控制手段，引入到社会政策领域。
这一时期文化和社会政策的主题是纪律以及党至高无上的教义。根据这个主题，党对传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经济决定论者（他们现在被称作布哈林反对派）发动了全面的攻击。这些学者失去工作；著作得不到发表；有的人以反革命的罪名被逮捕了。取代这些人的是在各行各业工作的党员，他们的特点是把权力看得比学术良心更重要，他们满脑子党的权威观念，压制所有的异端思想。在艺术和哲学领域，具有唯意志论色彩的马克思主义（根源于列宁革命前的思想）占了统治地位。总的来说，这是一个极端的马克思主义被应用于社会科学的时期。不过，这一时期自然科学还保持着相对的自由。
１９３２至１９３７年
随着经济和政治的急剧变化，极端马克思主义显然过时了。极端马克思主义的盛行使一个又一个理论园地荒芜了。文学方面，很少有价值的作品得到发表；在历史学方面，学生连历史事件的年代表也搞不懂；哲学家只会背教条；谁也不把法律课程当一回事。
苏联政权认识到，它正在利用的“无产阶级”思想和政策并非最适合于它的目标，因此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的极端马克思主义接着就在各个领域遭到了否定。那些曾经在党的名义下宣扬和应用这些观点的人们，被宣布是反马克思主义的破坏分子，并且在遭到了清洗。革命知识分子风气随之被传统主义所取代。党仍然牢牢控制着文化，只是它的文化政策向相反方向转了180度大弯。
这次转变表现在文学和艺术上，是拉普和其他此类文艺组织的清洗，以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原则的确立”。在历史学方面，到1934年已倒退到传统的“国王－战争”模式，并且给沙皇俄国的过去恢复了名誉。心理学方面，逐渐从强调环境的条件作用转变到强调个人的意志和责任。政治学家也跟在斯大林屁股后亦步亦趋，1937年后他们拼命论证国家是建设“共产主义社会”的主要工具，同时也是抵抗资本主义国家包围的主要工具，只要这些需要存在，国家就不会消亡。
在社会政策上也有了相应的变化。由于党发现仅仅靠强制还不足以激发无产阶级的积极性，因此它逐渐转向建立传统的政治秩序：对国家和法律的美化；对阶级分化的鼓励；作为激励因素的收入差别；传统的权威式的家庭；最后还有教育政策的转变，目的是培养适应新的官僚主义工业秩序所需的既自信又顺从的性格。
文学和艺术
在20年代，正如在其他文化领域一样，作家们也亨有广泛的自由。尽管一些极端主义文学团体建议党直接掌管文学，党并不要求所有作品都符合它的官方标准。列宁、托洛茨基、布哈林全都赞同：“任何文学潮流，学校、团体都不能在党的名义下获得成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