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制君主在处理好社会意识问题的同时,还必须处理好其他影响其"集权统治"的社会因素。在这些因素中"豪强地主"和"富商巨贾"无疑是当政者首先必须解决好的问题。"重农抑商"政策在解决上述因素影响的过程中起到了一种左右社会舆论的作用,使得集权国家在打击与之相对抗的力量时,获得了道义上的合理性。
"卧榻之测,岂容他人酣睡",作为国家集权的代表,君主自然不能容忍在社会中挺立起一支能分化其权力的力量。自汉迄宋,"大一统"的君王们一直在与能分化其权力的社会力量作着艰苦的斗争,直至社会被国家全面笼罩。一种社会力量的坐大,必有其赖以存在发展的经济基础。君主在打击此种力量之时,"重农"政策便于操作的优点,得到了充分的展现。"孝文皇帝承亡周乱秦,兵革之后,天下空虚,故务农桑,帅以节俭,民始充实,未有兼并之害,故不为民田及奴婢之限。今累世承平,豪富吏民,訾数巨万,而贫弱愈困。……宜略为限。"8豪强地主的大量兼并土地,造成了大量农民生活贫困、流离失所。民为国家之本,民本一动,国家的统治根基也随之动摇。因此打击豪强地主从其伊始便和"重农"联系在一起。"重农"政策的推行,一方面可以拉拢有担当精神的士大夫集团,另一方面又可以收拢天下的民心。既然"天听自我民听,天视自我民视",那么以"民"为旗号,就是以"天意"为旗号。在控制了话语权的基础上,"抑制"便成了水到渠成之举。通过抑制"兼并",将地方势力所依赖的经济力量限制在一定的范围,以利中央控制。上可以达到君主唯我独尊的目的,下可使民众得以维持基本生活。整个下层的社会生活经此调整,整体处于一种平均、分散的状态 ,在国家和社会之间形成了一种上下之间看似松散的结构。当大国家小社会的局面最终形成时,也即是集权主义统治下的安定时期。
在"豪强地主"之外的,第二种可以给集权国家带来实际威胁的便是"富商巨贾"。"商人"作为一种独特的社会角色。首先其流动性及惯常的精明,对于集权国家所追求的"重徙"、"朴直"的民风而言,无疑是一破坏性的社会因素。"关中自钘、雍以东至河、华,膏壤沃野千里,自虞夏之贡,以为上田,而公刘适,大王、王季在歧,文王作丰,武王治镐,故其民犹有先王之遗风,好稼穑,殖五谷,地重,重为邪。及秦文、德、缪居雍,隙陇蜀之货而多贾。献公徙栎邑,栎邑北却戎翟,东通三晋,亦多大贾。孝、昭治咸阳,因以汉都,长安诸陵,四方辐凑,并至而会,地小人众,故其民益玩巧而事末也。"9其次,"商人"中的精英分子往往经济势力雄厚,势力较大,极易成为影响国家集权的社会实体。"子贡结驷连骑,束帛之币以聘享诸侯,所至,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夫使孔子名布天下者,子贡先后之也。此所谓得势而益彰乎?"10此种地方势力在春秋战国之际,由于列国纷战,各国诸侯急于寻找社会力量,以壮大自身。尚可得一定的生存发展空间。但自秦以降,集权国家注意到了 "商人"活动所带来的负面效应,并逐步采取打击政策。其打击手段主要有两手,一是在经济政策上将诸多商品收归官营,以断绝商人牟利的根源。其次,则是在社会意识中努力形成一种以"商"为贱的风气。在两手打压的情况下,商人开始在一种极为艰难的条件下活动,再难形成一股独立于官僚控制之外,能对生活产生较大影响的社会势力。在打击"巨商大贾"的过程中,"重农"无疑起到了资以为口舌的作用。但集权国家似乎并不能认识到过分打击商业活动,其最终结果只能是四民的畸形发展。由于集权国家的庞大的财政支出是帝国的农业所无法支撑而又不得不支撑的。帝国的农民常在"重农"的口号下,承担这各种显性或隐性的负担,苦不堪言。"赋重而无等,役烦而无艺,有司威不向迩,吏胥之奸不可诘,……弱民于仅有之田而不能去……,迫于焚溺,自乐输其田于豪民,而若代为之受病。"11而商业由于其本身的特殊性,在表面的"抑商"政策背后,往往却是官商勾结牟利害民。表面的重农和实际的重商,形成了集权治下的特殊现象。集权国家的悲剧,就在于明知"商"之不可抑,而不得不抑,"农"之必须重,而实难得其重。农、商在官僚体系过分介入的情况下,长期处于病态的生存状态,直至士、农、工、商的四民社会体系走向崩溃,推倒重来。 三
以上主要分析了集权国家为了维护其"家天下"的统治,推行"重农抑商"经济政策的必要性。而一种政策的推行,即使是必要的,也要有相应的社会条件,以使其成为可能。在集权国家中,承担此任务的是其文官体系。文官体系的严密组织及人员性质,保证了此项政策的切实推行。自秦一统国家,并将郡县制推广全国,列国并立的局面终结。国家权能的实施少了掣肘的力量。而郡县制的设立也为集权国家理清了一条上下交流的渠道。随着国家的统一、郡县制的推行,国家官僚体系的触角随之也发展到全国。这种树状网络的形成,标志着集权国家推行其政策的"物"的条件已然具备。而以"士大夫"为主体的人员组成也更好的满足了集权国家对"人"的要求。"士大夫"官僚体系,以"士大夫"身份的二重性为特点,即"儒生"与"官吏"的二重性。这种二重性既使得"士大夫"在推行国家政策时具有积极的主动性,又因其身份中"儒生"的特征,而使得"士大夫"的官僚体系,具有了部分的亲和力。这种亲和力使得在民间营造"重农"风气及实现大小传统的大体合流成为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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