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民主主义社会虽然被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社会所否定和取代，但是历史和逻辑的演绎都说明，恰恰是新民主主义为向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过渡创造了条件。
首先，新民主主义经济的发展为否定自己创造了两大基本条件：一是强化了国营经济和合作社经济，强化了国家对国民经济的控制能力；二是找到了一条改造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道路和办法。例如在农业方面，总结出从互助组到初级社，再到高级社的逐步发展过渡的方法；在个体手工业方面，总结出从互助组到供销合作社，再到生产合作社的办法；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则总结出公私合营的国家资本主义改造方式。问题的关键是，在1953年正式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之前，上述三种改造方式，不仅没有破坏生产和引起农民、个体工人和资本家的反抗，而且能够促进生产，提高生产的规模和技术水平。
第二，建国以后头三年党治理国家的政治和经济经验，使毛泽东感到中国共产党利用强大的政权力量和经济上的控制，可以和平与平稳地向社会主义过渡。在这里，最重要的一点，是毛泽东通过1951年关于农业合作社的争论，不仅认为找到了一种不必等到工业化和农业机械化后再改造小农经济的方法，而且看到了土改后农村的经济形势和发展趋势：即一方面广大农民因独立从事家庭经营困难而愿意开展互助合作；另一方面，随着农业经济的恢复发展，当农民能够独立从事家庭经营后，其固有的私有经济本性，将导致其对生产合作不感兴趣，更不用说富农经济了。按照当时划分富农的标准和农业经济恢复发展的速度，富农经济的大量出现要不了太久。由于农民占中国人口的80%以上，民主革命的成功就是靠农民的支持，农民是革命的主力军。而社会主义革命，尽管拥有国家政权，但是在与资产阶级对垒时，如果大部分农民作为私有者不站在无产阶级一边，仍不可能胜利。1948年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党已经提出建国以后农民的向背将决定社会主义革命的能否成功。是否可以说，早在1951年，即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的一年前，毛泽东已经在考虑和寻求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了。同样重要的是，1952年的“五反”运动，1953年6月中共中央统战部提出的可以通过国家资本主义形式改造私营工商业，也使毛泽东看到了对城市私营经济逐步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条件已经具备。
三、工业化战略选择是新民主主义提前终结的根本原因
从历史发展的轨迹看，中国共产党是先考虑工业化问题，随后才考虑向社会主义过渡问题，即放弃新民主主义制度的。“一五”计划和远景设想，是从1951年2月就开始起草，并于1952年8月由周恩来、陈云带到苏联征求意见。而过渡时期总路线的酝酿则是在1952年9月，毛泽东听取周恩来报告访苏情况以后，正式形成则是在1953年下半年了。可以说，关于工业化的设想，是导致提出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直接和主要原因。
从1953年起，无论是主观认识还是客观实际上，我国都进入全面经济建设阶段，即全力推进工业化时期。在此前后，中共中央不能不考虑这个头等大事。从鸦片战争以来的一百多年间，中国因经济落后受尽帝国主义列强欺凌，尽快实现工业化是几代中国志士仁人的共识，随着民主革命任务的完成，执政的中国共产党自然要将工业化置于首位。就当时来看，世界上成功的工业化基本上有三种。一是老牌的资本主义国家，如英、法、美等，在外面没有竞争强手也没有可借用的先进技术的情况下，利用对外商品输出和直接掠夺殖民地、半殖民地，由轻工业到重工业，逐步实现了工业化；二是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如德、日等，在外面已有强大竞对手的情况下，利用国家的力量，通过对外直接掠夺和国内高积累(封建剥削转化)，再加上外面已有可供学习的先进科技，不必再由轻工业到重工业逐步发展，因此也很快实现了工业化；三是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在工业化已经有了一定基础、对外受到军事威胁和经济封锁的情况下，通过内部的高积累和优先发展重工业，也很快实现了工业化。而50年代初期的中国在对外方面因朝鲜战争而受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军事威胁和封锁禁运，国内经济则因过去的半殖民地性质，重工业极为落后和布局非常不合理，成为制约国民经济发展的瓶颈产业。因此，上述三种工业化道路，与当时中国情况最相近、可行的是苏联的道路。1952年，当我国基本完成国民经济的恢复任务，即将转入大规模经济建设时期，以制定一五计划为议题，面临着如何进行工业化的建设问题。首先是经济发展的速度问题；二是何者优先发展问题(农、轻、重)；三是资金来源问题(几乎像当年苏联一样，主要靠国内积累，苏联援助有限，不能靠地外掠夺积累资本)。而此时，苏联作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和战胜法西斯的主要力量，其工业化赶超成就和经验正引起战后发展中国家的重视和效仿。苏联的经济建设模式，亦即其社会主义工业化模式，是在帝国主义包围封锁下进行的，它表现出三个主要特点：一是工业高速增长；二是优先发展重工业；三是工业化以社会主义改造为条件，即工业化是以建立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为保障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