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之，朝鲜战争爆发后中国与美国的直接军事较量和对战争的估计（根据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战争不可避免的理论和当时的现象），中国共产党为迅速改变工业基础极为薄弱的局面，像20、30年代的苏联那样，选择了快速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赶超战略。这种非均衡发展战略，对于当时人口多、底子薄、可利用外资有限的中国来说，必然要求高积累和资源的集中配置。1953年是执行一五计划的头一年，计划与市场的矛盾即以农副产品短缺的形式表现出来。换句话说，分散的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既不便于推行高积累政策，也不便于实行资源的集中配置。更何况苏联的成功经验就在面前（其必要性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得到证明，而其失误在当时尚很少为外人所知）。
四、新民主主义社会提前终结的另外两个因素
为什么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被证明行之有效的新民主主义社会如此轻易地被放弃？除了上述的工业化战略选择因素外，还有以下两个因素值得分析。
(一) 新民主主义理论与当时社会主义理论的矛盾。
新民主主义理论的最大缺陷就是没有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进行到底，即将新民主主义制度的建立和完善视为符合中国国情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当然，这是20世纪40年代末期至50年代初期整个国际共运的历史局限。因此，新民主主义只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尽管这种结合非常成功，但是没有从理论上进一步发展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社会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而是仍然将新民主主义看作过渡阶段，看作是经济落后国家通向苏联模式社会主义(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桥梁。于是，一但民主革命成功、政权稳固，经济发展，中国共产党就自然会将社会发展目标锁定为社会主义。
从马克思到斯大林，都认为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特征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恩格斯在1847年指出： “大工业造成一种绝对必需的局面，那就是建立一个全新的社会组织，在这个新的社会组织里，工业生产将不是由相互竞争的厂主来领导，而是由整个社会按照确定的计划和社会全体成员的需要来领导。” 苏联建立了高度集中的以单一公有制和行政命令为特征的计划经济体制。斯大林提出：在私有制的小农基础上是不能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在1925年斯大林提出工业化路线和1928年开始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之前，苏联已经解决了城市中的所有制问题，只是农村还是个体经济的天下，因此苏联在30年代开展的农业集体化运动，实际上就是建立单一公有制的运动。关于计划管理，斯大林在1927年召开的联共十五大上明确提出：“固然，它们（指资本主义国家——本文作者注）那里也有某种类似计划的东西。但这是一种臆测的计划，想当然的计划，这种计划谁也不必执行，根据这种计划是不能领导全国经济的。我们的计划不是臆测的计划，不是想当然的计划，而是指令性的计划，这种计划各领导机关必须执行，这种计划能决定我国经济在全国范围内将来发展的方向。”
此外，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并向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时期，列宁和斯大林都认为还存在着社会主义成分与资本主义成分的矛盾，存在着谁战胜谁的问题。前述的1948年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说明中国共产党是完全认同这个理论的。《宣传提纲》引用斯大林的话“可以在多少长久的时期内，把苏维埃政权和社会主义事业建筑在两个不同的基础上，建筑在最巨大集中的社会主义工业基础上和最散漫落后的小商品农民经济基础上么？当然是不可以的。长此以往，整个国民经济都会有完全瓦解的一日。出路何在呢？出路就在于使这个农业成为巨大的农业，使它成为能够实行积累，能够实现扩大再生产的农业，并依此而改造国民经济的农业基础。可是，怎样才能使它成为巨大的农业呢？为要达到这一步，只有两条道路可走。一条是资本主义的道路，……另外一条是社会主义的道路”。“同样，社会主义的道路也是我国农业唯一的出路。”
应该说，从列宁、斯大林到毛泽东，对于过渡时期所存在的“社会主义成分”与“资本主义成分”的斗争和谁战胜谁的问题，的确是现实经济的真实反映。因为从世界各国现代化历程和发展趋势看，市场化和多种经济成分并存是一种必然趋势，而追求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则必然与这种发展趋势产生矛盾，必然会遇到市场机制和非公有制经济成分的反抗，除非你不追求这种社会主义模式。而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国际共运受理论和历史的局限，没有超出对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认同，中国共产党也不可能将多种经济成分并存、计划与市场共同发挥作用视为社会主义。因此，公私之间、计划与市场之间的此消彼长，就自然被认为是未来两条道路的斗争，需要加紧社会主义改造。
从中国的实际来看，在建国初期取得巨大经济成就的同时，国民经济恢复发展过程中也暴露出一些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