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作为管理权的公权力的伦理分析和道德判断，存在两种不同的标准：其一是看其对维持政治稳定的价值；其二是看其对增进公众利益的价值。二者虽然具有一定的联系，如政治稳定可能有助于公众利益；但也具有原则区别，如政治稳定可能无益于公众利益。
公权力对于政治稳定的保障作用，是以国家权力形式表现出来的公权力的基本功能之一。一方面通过对利益矛盾的调节来达成政治力量的均衡，另一方面通过对破坏势力的限制和打击来维持正常的政治秩序。政治稳定是统治阶级的愿望和利益所在，但并不一定符合全体社会成员的共同利益，尤其不一定对被统治阶级有利。因此，以国家权力形式表现出来的公权力对于政治稳定的保障作用，从一开始就具有两重性：对统治阶级利益的维护，可能有益于其他社会成员的利益，也可能有害于其他社会成员的利益。也就是说，公权力对于政治稳定的保障作用并不具有绝对的、永恒的道德价值。
公权力对于公众利益的促进作用，是任何形式的公权力的根本职能。以国家权力形式表现出来的公权力之所以仍然会被人们视为公共权力，其主要原因也就是因为它在一定阶段上和一定程度上仍对公众利益具有促进作用。例如，新兴剥削阶级在其上升时期，或者当剥削阶级的开明代表执掌政权时，大多都能在一定程度上表达并照顾同盟阶级和其他相关社会阶层的利益，因而使公权力的行使能够对公众利益产生一定的促进作用。就此而论，以国家权力形式表现出来的公权力，因其对公众利益具有某种程度的促进作用而具备相应的道德价值。可以认为，它对公众利益的促进作用越明显，它所具有的道德价值也就越显著；反之亦然。
显然，在上述两种场合中的公权力之所以具有值得肯定的道德价值，归根到底仍然在于它对公众利益的确认和维护。换句话说，即便是在公共权力异化为国家权力的情形下，公众利益仍然是公权力道德价值的根源，对待公众利益的态度仍然是检验公权力是否具备以及在何种程度上具备道德价值的标准。对此，儒家思想家和近现代资产阶级进步学者都有较为清醒的认识。从孟子“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观点，到梁启超“有益于群者为善，无益于群者为恶”的论断，都可以证明。
在存在国家权力和阶级统治的条件下，作为管理权的公权力之所以具备值得肯定的道德价值，关键还在于作为操纵公权力的统治阶级及其代表人物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约束和限制自身利益。为了避免因为自身利益的过度膨胀而太多地侵犯公众利益，以至导致政治危机，统治阶级及其代表人物一方面会冠冕堂皇地倡导“先公后私”、“大公无私”之类的道德诫律，另一方面也或多或少地会在实际上节制自己的私利和贪欲，从而稍稍改善自己的道德形象。毫无疑问，在这种条件下的公权力所能够具有的道德价值总是极为有限的。按照布坎南的分析，在充当集体决策角色中的个人选择行为与结果之间并不存在联系，因此集体决策基本上是不负责任的。”所以，即便是在民主体制中，公权力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代表公众利益从而具有道德价值，依然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令人宽慰的是，国家权力不会是永恒的，一旦当国家权力回归为社会权力，公共权力最终将重新成为全体成员共同的权利，从而大大提升作为社会管理权的公权力所特有的道德价值。社会主义实践已经证明，国家权力回归为社会权力、公共权力将会经历一个漫长而艰难的过程。我国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从本质上说就是为了逐步实现这一长期而艰巨的任务。从“三个有利于”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都极其明确地规定了实现这一任务的方向和要求。在实现这一任务的进程中，公权力与私权利的辩证关系及其发展规律将会被人们了解和掌握，进而不断地把正确处理这一矛盾的政治必然性转变为正确处理这一矛盾的道德自觉性。
四、现实任务
西方学者有一个值得肯定的说法，即认为“人民是权力的唯一合法源泉和原始权威。这个说法与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共产党人的观点几乎完全一致，可能存在的区别仅仅在于对人民这一概念的界定。如果排除这种可能出现的分歧，那么上述说法可以看成是对公共权力的本质和根源的正确判断，也可以看成是对公权力与私权利关系的恰当规定：既然公权力是人民授予的，那么，对人民负责、为人民服务就是理所当然的。然而在现实生活中我们经常听到一种辩解性的说法：“对人民负责不等于对某个个人负责，为人民服务不就是为你个人服务。”于是，握有公权力的责任人——尽管他是人民的一员——可以无视自己面对的每一个社会成员的利益和愿望，进而为损害乃至侵犯公民权利洞开了方便之门。显然，在确认公权力与私权利的实质内涵，以及私权利两端——社会(整体)利益与个体利益——辩证关系的基础上，严格划分公共权力与国家权力、公共权利与公民权利的界限，谨防二者的相互僭越，这正是我国政治体制改革所面临的紧迫任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