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政治学界对共产党国家代际交替过程的研究主要关注精英阶层。一些研究者认为：“研究一个继承过程非制度化的社会的政治过程，主要依靠对其政治精英的分析”[11]。李诚与David Bachman、Hong Yung Lee等学者注意到中国官僚队伍从“革命家”到“技术官僚”的代际变化，并指出，始于1980年代并完成于1997年中共“十五大”的“技术官僚运动，发生在党和政府的各个部门，深刻地改变了中国党政官员的构成。[12]”。在美国的中国政治研究者中，通过对中国不同代际政治精英特点的梳理，以及对精英重组、观念变革、政治战略、政治资源等分析，在判断中国官员的“政治态度与政治走向”时有3种观点：其一，新兴精英主要是技术精英，他们很少受意识形态的影响，很少与派系联系在一起，乐于重组中国的政治体系，在面对大众的压力时能及时反应；其二，新兴领导和官僚仍然会受意识形态与个人考虑的约束，因此在政治行为上会谨小慎微，很难创新和改革现存的政治体系；其三，叛逆型精英会最终成为变化的主要力量，并与现有的政治结构发生尖锐的暴力冲突[13]。在新加坡的华裔学者郑永年的看法也接近上面提到的第一种观点[14]。何清涟则认为，中国官僚阶层的危机感其实比知识精英要强烈得多，今天中国贪官污吏的共同心态是：“我离开中国以后，哪怕它洪水滔天”；因此，“可能给眼前的利益摄取带来风险，并使统治集团失去原有地位的政治体制改革自然被统治集团无限期搁置”[15]。
境外学者的研究虽然注意到了官僚队伍的受教育水平和专业背景的变迁，也提出了相应的理论解说[16]，但对官员们政治意识和政治态度的判断却由于缺乏必要的量化资料而带有更多的推论色彩。正如徐湘林指出的，境外及西方“一些经验性的研究也最多是提供了老精英和新精英之间的个人背景资料的比较，其中包括对中央、省和市三级政府官员的年龄、教育程度、工作经历和社会背景的比较分析。这种对不同代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