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实证研究依然严重不足的国内政治学界[18]，分析官员群体政治态度的实证研究同样欠缺。1980年代末国内有学者完成了两项大型“政治文化”调查项目，其中一项对350位干部作了问卷调查，并列出了被调查者回答各项问题的统计数据，但研究者未对调查结果作进一步的分析[19]。此后，也没有其他学者使用这些已公开的数据作系统的研究。另一项调查所公布的报告仅简略比较了干部与其他职业群体在“政治意识”、“选举行为”、“基本政治态度”等方面的部分情况，而未系统地分析干部队伍的政治素质状况，也未交代被调查干部的人数与级别等基本资料[20]。所以，从这两项研究的已公布结果中无法充分了解干部的政治倾向与政治态度。
近年来，北京的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每年出版的《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一书中连续数年发表了“中国党政领导干部对社会形势的基本看法”，这似乎是国内目前仅能见到的对干部态度的调查分析。这一调查的对象是在中央党校学习的司局级干部，问卷回收量达一百多份，它提供了一个窗口，以了解干部们对社会形势的基本看法，但这一调查基本上属于“舆情调查”的范畴，并不以系统地分析官员们的政治态度为目的。
1990年代末以来，国内对干部政治态度的研究主要是定性的规范分析。徐湘林对1980年代干部制度改革带来政治精英大转换的分析，得出了与境外学者不尽一致的结论。他认为，取代老干部的一大批新型的中青年知识─技术型官僚，“大多受过良好教育和具有相关的专业知识，对党的三中全会以来的新的政治路线和方针政策持明显的拥护态度。新精英政策要求的革命化（政治标准）、年轻化（年龄标准）、知识化（受教育程度的标准）和专业化（职业标准）改变了过去单一政治标准的精英准入规则，但政治标准仍然是首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