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徐湘林的结论是，意识形态标准并不成为新旧干部队伍的主要区别，而改革则已成为干部队伍的共识。但是，萧功秦在一篇分析中国20余年政治发展走向的论文中却将意识形态之争作为区分“政治势力”的主要标准。他认为，自20世纪80年代初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内部就存在着两种相互对峙的政治势力，先是“自由派政治势力”与“原教旨的正统派势力”（即“保守的左派”）之争，90年代以来在左派与自由派消退之后，取得政治中心地位的是新型技术官僚。后者可以摆脱左右意识形态思维的牵制与影响，能从容地以世俗的工具理性的角度，从功效与成本的因素，来决定施政方针，务实地处理现代化过程中的各种疑难问题。由此，中国政治进入了“由非意识形态化的技术专家主政的新权威主义”时期。[22] 这就是说，在萧功秦看来，新主政的“技术专家”呈现出“非意识形态化”趋势，对改革持有欢迎和务实的态度。但也有学者发表了不同看法。例如，针对干部的意识形态和信仰问题，邵道生在分析“高官腐败”现象时认为，“一些高级干部在巨大的利益诱惑面前禁不起考验，其价值观、人生观发生了巨大的畸变，产生了严重的信仰危机”是其重要原因[23]。事实上，近年来中共中央对腐败分子“腐化、堕落”现象的一种解释，就是强调信仰危机的存在。杨光在谈到官员的政治改革意向时认为，中国政改的困境是只能“以权力改革权力”；权势阶层是政改的最大延宕力量，不能指望他们成为政治改革的推动力量，除非有足够大的民间压力和国际压力，除非迫不得已[24]。
以上对国内外相关研究的回顾表明，究竟中国干部群体的政治认知、政治态度和政治观念如何，并没有专门的调查来回答这个重要问题。因此，通过认真的问卷设计并实施调查，搜集大量数据来作系统分析，以判断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中国政治改革与政治发展的条件，是十分必要的。
二、一项关于地方官员政治态度的调查：调查设计及被调查者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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